此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PPI（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6%。
3）投资于解除瓶颈的基础设施，可以带来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同时促进对发达国家资本品的需求，在长期内扩大就业、减少贫困。然而，捐助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忽视对电力产业的投资， (Foster et al 2010, page 25) 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供电业，一个与其它行业相比，更能解除瓶颈的行业。
实证研究发现，少数国家极度缺乏发电设备和公路，对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将带来丰厚的收益。全球大约还有9亿农村居民所在地两公里内没有的全天候公路。发展中世界基础设施的短缺程度令人震惊。无论对公共还是私营部门，为避免高收入国家长期处于高失业低增长的新常态而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倡议，都不失为一个双赢的举措。结论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
通过G20峰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我们认为通过G20峰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计划，并讨论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合适的。在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能拉动目前的经济增长，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未来的竞争力。近些年，GDP增长成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硬道理，官员们都忙着招商引资，上项目。
一旦债务违约集中爆发，中国很可能面临比美国次贷风波和希腊债务危机更严重的局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国企不仅没有免税优惠，而且要负担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福利和各种社会义务，与外企竞争首先输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国经济积累了这么多矛盾，与政治体制运行僵化、滞后有直接关系。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每年用于环保的开支约为910亿美元，仅占GDP的1.3%。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当年GDP的14%左右。
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我国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我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世界银行制定的房价收入比标准是3-4：1，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标准是5-6：1。《中国经济周刊》最近报道，北京和上海的地价已经超过英、美、法、德、日去年GDP的总和。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二是武钢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为639.9亿元。上项目，求发展，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过于量化宽松。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数据显示，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的最高值不过5.1倍左右。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因此，推进每项改革都必须精心准备、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和透支环境为代价的。法国总统顾问雅克o阿塔利也指出：中国人省吃俭用却是供养美国人。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20%左右或者更低。"这不能不说是极大讽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不是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实行西式民主，也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权力固定在正确的轨道上，不让权力越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度非常高，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受政治影响非常大。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长期大规模投资有关，但边际效应递减律告诉人们，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系统化，从纵向看，即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只顾眼前得失定取舍。
中国的债务，不仅有政府债务，还有国企债务、高校债务，以及国有银行隐性延期坏账。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我国的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单位GDP 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
走危机转型之路虽然是下策，但利用别人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转型，也不失为下策里的良途，可这一机遇也已丧失。连股神巴菲特都对中石油拿出45%的利润分红感到吃惊。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乡多数居民正陷入相对贫困化之中。中国投资太多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国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同意这一说法。
所谓动态化，即根据现实的变化和改革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而调整的政策也须有战略眼光，不能"临时抱佛脚"。从各方面披露的数据看，高校债务和国有银行呆坏账，应不低于1万亿元。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已经证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保障，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上述十大病症虽与外部环境有一定联系，但病因却是内在的，即中国经济患得不是"传染病"，而是机体的"自发病"。
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后，直到2013年初才继续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投资的风险在于是否能得到回报，我们的投资有许多是无法得到回报的，因此，从投入那天起就存在风险。
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阶段，要解决经济发展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应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把各项改革纳入战略性框架中，制定科学详细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设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转型的步伐却异常缓慢。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每股1.16元。经济改革如果长期背离群众利益，社会必然走向歧途。
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类产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12年进口原油2.85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8.7%。投资占GDP比例不断上升，消费占GDP比例就会不断下降，其结果必然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衡加剧，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西方许多成功的做法在中国未必适用。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不难看出，十大经济病症的积累与割裂对象整体性的单摆浮搁式改革、寻求部门利益的碎片式改革、参照标准外化的媚外式改革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改革等弊端的直接联系。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舱中石油。以往我们决策的一大软肋是缺少纠错环节，决策一旦出台，出了错也会一直运行下去，直到给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上级领导关注，错误才能被被纠正。
